1 圖書目錄

序言

前言

上篇  理論研究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及意義△1.1.1  研究背景/1.1.2  研究意義

1.2  研究方法與內容△1.2.1  研究方法/1.2.2  研究內容

2  國內外相關概念與理論研究進展

2.1  基本概念△2.1.1  城市營銷/2.1.2  城市增長模式

2.2  國內外城市營銷理論研究綜述△2.2.1  城市營銷理論的發展歷程/2.2.2  城市營銷理論的研究視角

2.3  城市增長模式的評價指標體系研究綜述△2.3.1  國外相關研究進展/2.3.2  國內相關研究進展

2.4  研究進展述評

3  中國體制轉型的總體背景與城市營銷的企業化傾向

3.1  中國體制轉型的總體背景△3.1.1  體制轉型對地方政府的總體影響/3.1.2  轉型期中國地方政府的企業化

3.2  地方政府企業化導致城市營銷企業化傾向△3.2.1  地方政府的營銷性特征/3.2.2  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的企業化傾向

4  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評價及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建構

4.1  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的經濟效應△4.1.1  轉型期城市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4.1.2  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的積極經濟效應/4.1.3  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的消極經濟效應

4.2  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的社會效應△4.2.1  轉型期政府職能與社會構架的轉變/4.2.2  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的積極社會效應/4.2.3  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的消極社會效應

4.3  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的空間效應△4.3.1  激烈競爭環境中城市空間角色的轉變/4.3.2  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的積極空間效應/4.3.3  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的消極空間效應

4.4  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的提出△4.4.1  對于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的反思：“內生”與“外生”/4.4.2  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的產生/4.4.3  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的特征

4.5  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的構建△4.5.1  內生型城市發展戰略的制定——統一城市發展的行動綱領/4.5.2  內生型城市管理體制改革——主體的多元化選擇/4.5.3  以政府營銷增強城市競爭力——塑造高效、清廉的政府形象/4.5.4  以市民營銷增加城市魅力——引入“全民營銷”策略/4.5.5  打造城市品牌特色——保護與發掘城市無形資產/4.5.6  城市定位方法的轉變——面向市民的城市定位模式/4.5.7  構建城市同盟與協作網絡——實施城市與區域管治

5  城市增長模式評價指標體系設計

5.1  指標體系構建原則△5.1.1  科學性原則/5.1.2  針對性原則/5.1.3  可行性原則/5.1.4  層次性原則

5.2  指標分類及選取△5.2.1  經濟增長模式/5.2.2  社會發展模式/5.2.3  生活環境質量/5.2.4  城市增長模式評價指標體系

5.3  指標選取的針對性△5.3.1  可持續發展方式的遵循/5.3.2  經濟發展原動力為“外生”還是“內生”/5.3.3  其他體現兩種增長模式差異的指標

5.4  城市增長模式評價指標體系的應用——以長三角為例△5.4.1 城市數據收集/5.4.2  主成分分析法/5.4.3  研究過程/5.4.4  評價與分析

下篇  實證研究

6  大事件營銷的研究背景、概念界定與實踐歷程

6.1  實證選擇背景及目的△6.1.1  大事件營銷的研究背景/6.1.2  大事件營銷的研究目的

6.2  基本概念△6.2.1  大事件營銷/6.2.2  城市空間效應

6.3  大事件營銷的相關理論研究△6.3.1  大事件營銷的相關理論基礎/6.3.2  大事件營銷理論的研究進展

6.4  大事件營銷的實踐歷程△6.4.1  起步階段： 單一場館模式/6.4.2  初級階段： 集中建筑群模式/6.4.3  中級階段： 多中心組團模式/6.4.4  高級階段： 多元化發展模式/6.4.5  小結

7  大事件營銷的實證邏輯框架

7.1  研究目標△7.1.1  理論目標/7.1.2  實踐目標

7.2  大事件營銷與城市空間發展的內在聯系△7.2.1  大事件營銷的空間效應內在機制/7.2.2  大事件營銷對城市空間發展的影響要素

7.3  大事件營銷的空間效應特征的分析框架△7.3.1  時間維度/7.3.2  空間維度/7.3.3  表征維度

8  大事件營銷的空間效應特征

8.1  大事件準備階段的空間效應特征△8.1.1  物質空間效應/8.1.2  非物質空間效應

8.2  大事件運行階段的空間效應特征△8.2.1  物質空間效應/8.2.2  非物質空間效應

8.3  大事件后續階段的空間效應特征△8.3.1  物質空間效應/8.3.2  非物質空間效應

9  大事件營銷的空間效應影響要素與內在機制

9.1  物質影響要素△9.1.1  場館設施/9.1.2  基礎配套設施/9.1.3  土地開發

9.2  非物質影響要素△9.2.1  政策制度/9.2.2  規劃引導

9.3  城市空間發展內在機制的主體分析△9.3.1  發展主體/9.3.2  主體博弈

9.4  城市增長模式與空間效應的內在機制△9.4.1  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9.4.2  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

10  大事件營銷的城市增長模式轉型應對

10.1  中國城市大事件營銷的特色△10.1.1  大事件營銷的企業化傾向/10.1.2  大事件營銷的“中國特色”

10.2  我國城市增長模式轉型的對策△10.2.1  大事件營銷運行體制的改革/10.2.2  大事件營銷規劃技術的創新

11  結論與討論

11.1  主要結論△11.1.1  地方政府企業化導致城市營銷的企業化傾向/11.1.2  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對于城市公共利益的維護還很欠缺/11.1.3  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不能給城市帶來健康穩定的發展/11.1.4  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是未來我國城市轉型的方向/11.1.5  大事件營銷是城市營銷的一種主要運作方式/11.1.6  建立大事件營銷“一機制、兩要素、三維度”的邏輯分析框架/11.1.7  大事件營銷具有積極和消極的空間效應/11.1.8  大事件營銷的空間效應影響要素包括物質和非物質影響要素/11.1.9  基于城市政體理論解釋大事件營銷的空間效應內在機制/11.1.10  向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轉型是解決中國城市大事件營銷問題的根本路徑

11.2  需進一步研究的問題△11.2.1  如何將城市增長模式轉型的理論轉化為進一步的行動策略/11.2.2  如何在城市復雜的多元發展環境中，準確地進行城市大事件營銷的空間效應分析/11.2.3  如何構建更為直觀的城市大事件營銷的空間效應分析模型

附錄

2 相關文摘

總序

幾乎是伴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益顯著的全球化進程，以及西方國家在經濟、社會、治理模式等領域展開的巨大變革，中國也同時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帷幕，在經濟發展取得令全球艷羨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環境、制度環境與治理環境等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就是所謂的“轉型”。從本質上講，轉型是一種由于根本發展環境變化所導致的發展目標、發展模式的巨大變遷過程，國際主流觀點是將轉型視為一個發生根本性變化的過程——從過于強調國家控制的傳統社會經濟環境，轉向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與社會治理環境，是一個新制度代替舊制度的過程。

毫無疑問，在過去的30余年中中國是最受世界關注、最重要的轉型國家。相比于西方國家緩慢、漸進式的“改良性”轉型過程，以中國為代表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則幾乎是在全球化、市場化、城市化、信息化多維同步交織的時空過程中發生著復雜的轉型，因而往往導致各種問題凸顯、矛盾尖銳，這也使得西方有關發展、轉型的各種理論、范式都難以簡單地套用到中國。因此，中國的城市化、城市發展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中國獨特環境的烙印，正開辟著自己獨特的城市發展道路和范式。也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中國的城市發展與城市規劃研究本身就是世界的，就是最前沿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的劇烈變遷，從根本程度上改變著城市發展的動力基礎，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力量和轉型期復雜的正式與非正式制度安排，共同而強烈地作用于中國城市空間的發展過程，使得其表現出的現象、機制是任何既有經典的西方城市發展、城市規劃理論所不能完全容納和完美解釋的。由于利益、資源控制的分化，城市中多種政治和社會力量博弈，共同決定、影響著城市事務的過程，城市與空間的發展正處于劇烈的轉型、解體、沖突與重構的過程之中，正是對這一巨大轉型環境的深刻寫照。

20世紀80年代以后，空間的社會屬性被列斐伏爾（Lefebvre）、索雅（Soja）、?？拢?span lang="EN-US" xml:lang="EN-US">Foucault）、卡斯特爾（Castells）等人深刻地揭示出來?？ㄋ固貭栃Q“空間不是社會的反映”，“空間就是社會”。索雅也認為，空間既不是具有自主性建構與轉變法則的獨立結構，也不是社會生產關系延伸出來的階級結構的表現，而是一般生產關系的一部分。列斐伏爾指出，空間不是社會關系演變的容器，而是社會的產物，空間還反映和反作用于社會?？臻g不是一種中性的背景或物質存在，而是資本生產模式和社會控制中一種基本的要素，城市空間演化、開發本身就被整合進了市場發育、資本積累的再生產過程之中?？傊?，按照社會空間辯證法的理解，政治經濟的重構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生活的轉型、治理方式的變遷，必然生產出一種與之相適應的新空間環境——這就是所謂完整意義上的“空間再生”。

空間再生理論本身就是強調將空間置于特定的經濟與社會環境中進行考察，因而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深刻理解城市發展、城市空間演化、城市規劃的新的重要視角和工具。在社會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背景下，城市社會中各利益集團之間競爭、合作、沖突和妥協同時生動地在城市空間中展開，城市空間的再生過程同時承載了轉型沖突與各種社會慣性的復雜碰撞。因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廣泛進行的城市空間再生運動遠不是當年西方城市更新、城市美化、城市結構優化等表象性或技術性話語所能概括的，其根本意義上是一部以空間為載體進行資源與利益再分配的政治、經濟、社會博弈的歷史。只有對這一過程進行深入分析，才能充分揭示轉型語境下中國城市空間再生的生動圖景。

這套叢書是充滿了前沿挑戰的選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跳出了我們傳統習慣的城市研究視角，是用一種全新的理念和方法去分析轉型期的中國城市空間再生現象和機制——作為一種制度、經濟、社會、物質等多維度作用下的復雜過程。這套叢書的作者也都是當前國內城市研究、城市規劃界學術思維非?；钴S的青年學者，他們具有敏銳的洞察力、思辨力和創新意識，將西方學說與中國的實際進行有機融通進而推動中國本土城市研究理論的發展，是他們和我們所有當代中國城市研究學人共同的責任。作為前沿性的探索，我們設想這套叢書的選題是開放的、延續的，也認識到本叢書中的許多觀點都是值得再討論的。沐浴著早春明媚和煦的陽光，我們期待著通過包括本套叢書在內的共同努力，迎來中國城市研究那“春暖花開”的勝境。

是為叢書總序。

張京祥

2011年早春于南京大學北園

序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范圍內資本要素的快速流動、變化組合，城市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城市的興衰演替格局也隨之不斷發生著劇烈變化。改革開放后尤其是因為把握了此輪全球化的重大歷史機遇，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城鎮化實現了高速增長，取得了人類發展史上令世界矚目的偉大成就，作為經濟、社會發展核心載體的城市，其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更是令人炫目。很長一段時期以來，西方學界都非常關注中國的經濟與城市發展模式，中國城市研究甚至成為一門“顯學”，因為“中國發展模式”的成功是在西方傳統教科書、經典理論中都無法容納和解釋的，所以，西方學者一度將之稱為“中國增長之謎”。

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全球范圍的產業分工與國際貿易格局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中國經濟曾經長期賴以增長的外部環境、動力基礎、要素成本等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的發展模式、發展路徑已難以為繼，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以及城市發展都面臨著深刻、嚴峻的挑戰。為此，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政府提出了轉型發展、高質量發展、治理現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的新發展理念和目標，期望通過深化改革來重塑中國經濟發展、城市增長的總體環境與動力機制，以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回顧、檢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發展的道路，我們可以發現，所謂的“中國增長之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廉價土地、廉價勞動力、犧牲資源環境等代價換來的，“中國增長之謎”在本質上是一種急功近利、嚴重失衡、不可持續的短期增長模式。在這段時期中，中國廣大的城市政府幾乎都是選擇了以外向型增長、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為核心目標的發展路徑，通過高度企業化的城市經營模式來謀求實現城市經濟的高速增長、城市資產的高度增值、城市形象的高度嬗變……本書的作者將此歸納為“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并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城市增長模式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局部改善城市的物質生活環境，滿足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但忽略了與所有市民共享城市發展的所得利益以及‘以人為本’的戰略要義，為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埋下長期隱患”。

當然，中國眾多的城市政府之所以選擇“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是與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總體的制度環境、價值導向、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等密切相關的，從歷史發展的眼光看，我們不能對之予以簡單、全面的否定。但是，在后金融危機塑造的全球新發展環境中，面對一些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急速抬頭，面對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城鎮化減速的現實壓力，面對中央提出2050年左右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的宏偉目標，中國的城市發展模式必須發生根本的轉型，也就是轉向作者所提出的“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需要強調的是，所謂“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并非是閉關自守、自我循環，而是指面對新的國際、國內發展環境，中國城市的發展必須更加關注以人為中心、以內生動力為支撐、以創新發展為手段、以高質量的發展為目標，全面提升城市的核心競爭力。應該說，這是對此前很長一段時期實行“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的一個系統反思和全面糾偏。

毫無疑問，這樣一個城市發展模式的根本轉型，其必然是一個艱難、長期、系統的過程，我們可以想象其轉型中可能遇到的巨大困難與挑戰。我們固然可以在此方面借鑒發達國家的一些經驗教訓，但是畢竟當今中國與之在時代背景、發展環境、具體國情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所以我們不可能期望從發達國家那里能簡單找到現成的全部答案，而必須依靠我們自身孜孜不倦的探索，去尋找、總結，進而向世界提供解決城市問題的“中國方案”。從當初令世界混沌模糊、爭議紛紛的“中國增長之謎”，到通過自我校正、主動創新并提供“中國方案”，其不僅標志著中國城市發展模式從實踐到理論的全面認識升華，而且也是“四個自信”在中國建樹城市新發展道路上得到的最有力踐行。

本書的作者——南京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的于濤博士是一個思維非?；钴S、善于思考總結的青年學者，他長期持續專注于中國城市增長模式的研究，學術成果豐碩。這本著作是他在博士學位論文研究的基礎上，后續進一步通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兩個重要項目的支撐研究而完成的，確實是“多年磨一劍”的嘔心瀝血之作。全書沿著“理論建構—實證應用”的總體路徑，以“城市增長模式轉型”為主線展開論述，概括提煉出中國城市的“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與“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兩個基本范式，從概念、特征兩個方面進行了比較，并進一步探討城市從營銷型增長模式向內生型增長模式轉型的具體內容、評價指標體系以及實施策略等，可謂理論與實證緊密結合、論道與尋策緊密結合、深刻性與可讀性緊密結合。相信本書是一部能廣泛啟迪我們思考的佳作，它的出版，可以給廣大學者提供一個深刻理解、前瞻中國城市發展模式的新視角，也必然是對學界有關中國城市研究、國家城市比較研究的一個積極貢獻。

是為之序。

張京祥

2019年初秋于南京大學

前言

隨著全球化的縱深推廣，各類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快速地流動，既為城市的發展提供了機遇，也帶來了相應挑戰，促使國際化代表了當今城市向高端演化的顯著趨勢，并且成為城市提升國際影響力的重要途徑?！伴_放與包容”成為當今世界城市發展的主流理念，城市日益成為國家與地區之間競爭的主角，中國也順勢提出了“一帶一路”等國際化發展的新倡議，加大了自貿區建設力度，建立了以負面清單管理為核心的外資管理制度，希望能更好地吸引外資，更多地參與全球經濟分工，更快地融入世界城市體系的步伐。為了提升城市的國際知名度以吸引更多的外部發展資源，國內許多城市都在積極運作城市資產，發掘城市的品牌、區位、資源、勞動力、基礎設施和招商政策等發展要素，來增強城市的競爭能力，使得城市營銷逐漸成為全球化環境中城市競爭戰略的重要工具。

然而中國正處于社會經濟體制的轉軌期，由于中央與地方財稅體制的刺激和政績考核體系的壓力，地方政府對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予以了極大的熱情，在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同時表現出明顯的“發展型政府”特征。自20世紀90年代“分權化”與“分稅制”改革后，在財稅體制和政績考核雙重驅動下地方政府表現出極大的發展積極性，地方政府越來越多地采取具有短期逐利性質的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來發展城市，通過類似于企業的運作方式來包裝和推銷城市，尤其是注重通過大事件（MegaEvents）［如奧林匹克運動會（簡稱奧運會）、世界博覽會（簡稱世博會）等］的舉辦以獲得投資者或游客的青睞，以此為契機來實現城市經濟發展等目標，從而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中確立更加有利的地位。但是以外需導向為特征的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往往會忽略城市自身發展的規律和脈絡，進而可能對城市今后的功能定位、經濟社會發展乃至空間結構的演變帶來巨大的影響。與發展原動力由內而生的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相反，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是由外部資源所驅動的，這種城市增長模式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局部改善城市的物質生活環境，滿足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但忽略了與所有市民共享城市發展的所得利益以及“以人為本”的戰略要義。正如弗里德曼所說：“城市營銷是一個人對某些人保證短期物質回報，而對其余的大多數人卻有著長期損害的模式?！边@種不可持續的城市增長模式過分追求效率優先、忽視社會公平、急功近利、過度關注外來資本、過于追求短期效益，已經帶來了諸如區域性發展不平衡，形象工程耗資大，使用、維護難，社會性財政預算縮減，土地價格被哄抬過高，優質公共空間私有化等問題。其耗費的大量社會資本、環境資本以及制度成本都將抵消甚至遠超那些所謂的“成果”收益，從而為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埋下長期隱患。

“中高速、優結構、新動力、多挑戰”是當前我國經濟“新常態”的主要特征，對于“新常態”下的城市發展來說，應力求將原有的以生產要素驅動為特征的外延式增長模式逐步轉變為以創新、包容驅動為特征的內涵式增長模式，新時期我國的城市建設將不再是“唯GDP導向”，而是更加重視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多元導向”。2014年3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根據世界城鎮化發展普遍規律，我國仍處于城鎮化率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但延續過去傳統粗放的城鎮化模式，會帶來產業升級緩慢、資源環境惡化、社會矛盾增多等諸多風險，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進而影響現代化進程。隨著內外部環境和條件的深刻變化，城鎮化必須進入以提升質量為主的轉型發展新階段”。因此，目前對于我國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的檢討并探索其向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轉型的路徑顯得尤為緊迫和必要。近年來，作為城市營銷主要運作方式的大事件逐漸成為全球化環境中城市競爭戰略的重要工具。隨著中國迅速崛起成為世界新興的重要經濟體和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受人矚目的大事件如奧運會、世博會和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G20峰會）等紛紛在中國舉辦，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國的城市形象，促進了中國城市的快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作為城市發展、提升的觸媒，大事件營銷快速、巨大而深遠地影響著城市空間發展的演變，并迅速成為各城市發展戰略的重要影響要素。但是，由于我國正處于體制轉型期，中國的城市發展表現出了明顯的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的特征，并且通過大事件營銷的實踐已經給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造成了一些消極影響。

從全球范圍看，隨著新經濟和全球化的發展，城市增長模式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對城市或地區擺脫困境、樹立良好形象及增強競爭力提供了及時而有效的理論資源，豐富了城市治理和地區發展的戰略思想。從國內范圍看，近年來我國快速城鎮化產生了豐富的城市增長實踐案例，但缺乏理論層面的梳理與總結，亟須構建城市增長模式轉型的研究方法與框架。當前城市營銷策略缺乏系統的、科學的理論作為指導，尚缺乏定量研究的方法，還沒有針對城市增長模式的指標體系研究。營銷實踐過于注重眼前經濟利益，缺乏整體性考慮，還不能運用系統管理的觀點對眾多要素進行整合，城市目標定位模糊和片面，城市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沒有得到充分關注。對于城市增長的背景以及城市營銷戰略如何與城市發展戰略相耦合的研究不夠深入，就城市營銷的績效評估問題亦缺乏專門研究。對于城市大事件營銷的空間效應研究還主要集中在其效應特征、研究方法和影響因素三個方面，對于城市大事件營銷的空間效應內在機制還難以準確把握，對大事件營銷的空間效應規律研究不足，研究對象普遍單一，且缺乏對發展中國家的系統研究。因此，本書沿著“理論建構—實證應用”的路徑，以“城市增長模式轉型”為主線展開，具體分為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上下兩篇。

其中上篇首先通過對城市營銷、城市增長模式等概念定義以及對國內外城市營銷理論的相關研究梳理，提煉出對我國城市增長模式轉型有益的經驗；其次通過深刻分析中國體制轉型的宏觀背景及其對地方政府的總體影響，歸納并提出地方政府企業化的概念，以得出我國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企業化傾向的結論，為下文提供了理論基礎；再次從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的經濟、社會乃至空間效應的評價，從正反兩個方面歸納總結；最后在對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反思與檢討的基礎上，從概念和特征兩個方面提出了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并進一步探討從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向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轉型的具體內容、評價指標體系以及實施戰略措施。下篇則圍繞城市營銷的主要運作方式——大事件營銷進行實證研究，重點關注大事件營銷與城市增長模式之間的互動關系及其空間效應的發生與演化機制，并且在對中國城市大事件營銷特色分析的基礎上，探索合理利用大事件營銷推動我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對策：第一，對大事件營銷和城市空間效應等概念進行界定，并對國內外城市大事件營銷的相關理論研究與實踐進展進行研究綜述，歸納對我國城市大事件營銷有益的理論與經驗借鑒。第二，建立大事件營銷與城市空間發展之間的關系紐帶，解析城市大事件營銷空間效應產生的機制和影響要素，并且從時間、空間和表征三個維度對城市大事件營銷的空間效應進行分解，形成實證研究的邏輯框架。第三，從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闡述大事件營銷對城市不同尺度地區的物質與非物質空間效應，并從大事件營銷不同的主體博弈類型帶來的政策制度和規劃引導等非物質要素的差異入手，分析其空間效應產生的間接原因。第四，基于城市政體理論建立大事件營銷與城市增長模式之間的互動關系。將大事件營銷的主客體構成要素同城市空間演化的驅動主體和發展要素有機結合，建立“大事件營銷—城市空間發展”的統一體，并且從營銷型城市增長模式和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的比較分析中，對城市大事件營銷的空間效應內在機制進行深入的研究。第五，歸納我國大事件營銷企業化的特征及其空間效應的“中國特色”，從城市增長模式轉型入手，為合理利用大事件營銷促進我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清晰的解決辦法。

回溯近30年來我國城市增長模式的轉型軌跡，探索如何從營銷型向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轉型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路徑，可以說正好應對了當前中國所處的“中美貿易摩擦”“高新技術封鎖”“意識形態滲透”等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發展環境。中國城市增長模式無疑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與本土特色，營銷型和內生型城市增長模式分別代表了最基本的城市增長邏輯分野，本書對于這兩種城市增長模式的觀察和研究一方面給未來中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另一方面也為新時代中國城市發展的地方實踐提供了路徑支撐。

本書在撰寫過程中始終受到了南京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張京祥教授的殷切指導，他不僅提供了大量素材和調研機會，還為本書的修改與完善提出了許多中肯建議；東南大學出版社的徐步政老師、孫惠玉老師對本書的立項和出版給予了大力支持；南京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的王苑、嚴亞磊、施德浩、溫光耀等研究生協助進行了插圖制作和稿件校對，提高了本書的寫作效率；另外本書還得到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編號：09CJL046）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編號：51878330）的資助，筆者在此一并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本書觀點僅代表筆者的個人觀點，且限于理論水平與實踐經驗，本書難免存在不足之處，懇請廣大讀者不吝賜教。

于濤

2019年夏于南京大學